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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历史上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

时间:2019-10-09 来源:盐城新闻网
 

张骞通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太史公用“凿空”以示张骞开拓之功,此后“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汉武经营西域无疑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有“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军事用意,通西域的这些动机已成史家定论,但这并不排斥存在其他动机的可能性。因为人的行为动机本身就具有复杂性,有的明晰,有的潜隐。而帝王的动机由于随时可以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在经国方略上,私欲不得不被缘饰得冠冕堂皇而变得越发复杂,但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推断出这类潜在动机。汉武帝通西域不但有政治、军事的考虑,也有其私欲——求仙的考虑。

首先,汉武帝出生在一个神仙信仰弥漫朝野的环境中,这是他一生热衷求仙的社会基础。神仙之说起于齐燕,“自(齐)威、(齐)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赢洲。”此后神仙之说在秦汉之际发生了些许变化,彼世的蹈虚色彩渐变为现世的长生期许。秦始皇称帝后,曾“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仙人”,形成“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的热闹场面。经过齐威、齐宣、燕昭、秦始皇等君王的张扬和东方齐燕神仙家的鼓吹,神仙学说蔓延开来。“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神仙信仰的吸引力能让人“苦身劳形……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可见其对汉初社会的影响之大。汉初盛行的黄老思想也与神仙学说有着扯不清的关联,“黄老起于齐,神仙之说与黄老通”。汉景帝时期,黄老之学俨然成了皇家子弟的必修课,“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而此时的汉武帝正处于青少年时期。

其次,汉武帝行事尚功利,思想近齐学。而齐学的根底为邹衍之学,“衍之学盖阴阳五行家言,齐之儒者多承其绪余。”汉武帝之世,表彰五经,外攘四夷,内改法度,集中展示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性格。基于这种性格汉武帝一直对祥瑞、符验、占卜、巫蛊很感兴趣,这在《孝武帝本纪》《封禅书》《龟策列传》中有大量记载。对待生死,汉武帝一直缺少达观的态度,渴望长生的动机伴其一生。为此汉武帝曾张扬祭祀,据《汉书·郊祀志》载,湖北哪家治疗癫痫比较好汉武帝祭祀的次数和规模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代汉帝。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先后都曾用相似的手段得到汉武帝的恩宠。谷永在《谏成帝微行》中有这样的描述:“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人海求仙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嗔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数者以万数。”

汉武帝渴望长生,企慕仙人的动机甚至影响到当时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其一是封禅。钱穆先生认为:“武帝封禅最大动机,实由歆于方士神仙之说而起也。”其二是年号的设立。年号创始于“获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后来定这一年为“元狩”元年,由此倒推上去,把过去的18年划分为三等份,分别名曰“建元”、“元光”、“元朔”。“获麟”之后的第七个年头,在汾阴又掘得一个大鼎,遂改元为“元鼎”。获麟、得鼎,汉武帝都看作是神仙的惠顾,故有改元之举。其三是改正朔,易服色。汉初一直沿用秦之《颛项历》,元封七年(前104),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上书改正朔,汉武帝企慕“黄帝合而不死”的传闻,改元“太初”,以建寅月为岁首,服色黄,《太初历》由此产生。如吕思勉所言:“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后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则又在其后,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盖全惑于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终武帝世,方士之所费,盖十倍于秦始皇。”在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汉武帝的求仙动机,沟通西域亦不排除有此种可能性。

在汉武帝以前,求仙的场所多发生在海上,目的是东海的仙山,齐君、燕主、秦王莫不如此。汉武帝又把求仙领域扩展到内陆的名山大川,祭祀足迹“遍于五岳、四渎矣。”然而“方士之候祠神人,人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跻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寻找新的求仙方式,拓展新的求仙领域变得越发紧迫,而有关昆仑山的信仰恰好可以提供新的尝试。昆仑山信仰在战国之际已经同东海仙山信仰交融在一起。据闻一多、顾颉刚两位先生的考证,昆仑神仙信仰甚至早于东海齐燕神仙信仰。昆仑山上的黄帝、西王母、禹、羿、帝江等神仙癫痫病西安哪里治得好之所以能长生久视,“是由于食玉膏,饮沆瀣,漱正阳,含朝露”。但汉人对西方昆仑山的详细情况所知甚少。《庄子·天地篇》有“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的零星记载;贾谊在《新书,修政》中也曾提及尧帝身涉流沙,经昆仑山到葱岭以西会见西王母;《山海经》中的《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中也有一些昆仑山的描述,但也仅仅止于此而已。张骞通西域为汉武帝带来了新的希望。

西域未通以前,汉人对其了解仅限于《山海经》《禹本纪》《易》等书上的零星记载。西域诸国在战略上对抗击匈奴意义重大,“汉方欲事灭胡,……因欲通使”,张骞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大月氏牵制匈奴,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除此以外,他是否还肩负着汉武帝别的想法?从时间上来看,张骞第一次出使在建元二年(前139年),此时汉与匈奴尚处于和亲时期,汉武帝也尚未亲政。元光二年(前132年)马邑之围后,和亲断绝,汉匈战争才开始。张骞第一次出使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使命,但他的西行汇报倒是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张骞描述了亲历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以及间接了解的乌孙、奄蔡、安息、条枝、身毒等国的方位、大小、强弱、习俗等。值得注意的是张骞对殊方异物、海外奇谈的介绍:“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见。”其中“(于阗)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的描述与“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相吻合。这些内容与张骞出使的主要目的本没有什么关系,不知是汉武帝在临行前有所嘱托还是张骞曲意投其所好,张骞的汇报使“天子欣然”,并即刻命张骞从西南方向寻找通大夏的道路。而大夏并不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况且西南夷在建元末年曾经营过一段,后来因为事难费巨而终止。“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 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此时在北方,汉与匈奴的战事正是最吃紧时,而西域诸国并没有联汉抗匈的意愿,由此可见大夏诸国对汉武帝的吸引应该另有原因。“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背后不排除有汉武帝求仙的欲望。张骞的第二次西域之行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对匈奴最关键性的战役——元朔五年(前124年)击败右贤王、元狩二年(前121年)收复河西、元狩四年(前119贵州癫痫病医院)漠北之役已经结束,“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匈奴对汉的威胁已基本解除。此时汉武帝仍然念念不忘大夏,“数问骞大夏之属”陶并再次令张骞出使,显然有别的目的。“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寞,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日昆仑云。”而再次通使西域诸国的目的很可能就是去探寻通往昆仑山的途经。在汉人心中,昆仑山是与东海仙山并列的仙人渊薮。“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这虽是后汉人的记载,但前汉在观念上也同样坚信这一点,《淮南子》曾把昆仑山描述成宇宙的中心:“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汉武帝探访昆仑山的路径是为可能的求仙做准备。这恐怕才是汉武帝通西域的个人兴趣之所在。

鉴于黄帝有驭龙升天的先例,汉武帝对“天马”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武帝好仙,常庶几天马来,当乘之往发昆仑也。”张骞对大宛“天马”的介绍让汉武帝一直不能忘怀,“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为了得到“天马”,汉武帝“益发使抵安息、黎轩、条枝、身毒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当听说“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后,汉武帝“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遭到拒绝后,太初元年(前104年)“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这也是汉武帝发动的最遥远的一场战争,李广利初征失利正赶上赵破奴在浞野败于匈奴,大臣们建议罢击宛军,以专力攻胡。汉武帝以“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为外国笑”为由,准备继续增兵再次远征。这种借口显然是牵强的,难道汉武帝初年的和亲政策就不怕“为外国笑”吗?恐怕“宛善马绝不来”才是汉武帝真正介意的。经过元朔、元狩连年的汉匈之战,国库已告罄,此次汉武帝为了伐宛,更是连犯人都用上了。在这只由倾国之力组成的远征军中,有两个特殊的军官值得注意,“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能说汉武帝通西域没有求仙的考虑吗?当初,汉武帝得乌孙马好时,命名名曰“天马”。太初四年(前101)破宛得汗血马后,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并“作《西极天马之歌》”以示祥瑞,这一年汉武帝56岁。此后,汉武帝对仙人的兴趣并没有减弱,还三幸小儿癫痫病医院东海、三封泰山。

从通西域的理论依据上来看,汉武所本乃《山海经》《禹本纪》之类典籍。《大宛列传》最后有这样一段文字颇耐寻味:“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两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认为,张骞的出使证明了《山海经》《禹本纪》的诬妄,人们以此书来判断、揣度西域不见得可靠。但这恰恰从反面说明当时人对西域印象的来源依据正是此二书。还有一段材料也能反映汉人对西域了解的依据就是《山海经》。据《后汉书·西域列传》载:“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后汉时期尚且拿《山海经》参照西行的见闻,前汉西行就更没有其他的参照了。《山海经》本是一部巫书,汉武帝以此为据通西域,恐怕也是求仙动机使然。从后代流传的《汉武帝故事》等志怪故事来看。汉武帝与昆仑求仙可能存在某种关系。东部海上及内陆的求仙一直没有什么着落,所以汉武帝在张骞死后,仍然没有放松对西方的探索,为了保护西行的通道,汉朝在轮台、渠梨等处置兵屯田,以供应往来的使节。这为汉朝的财政增加了不少负担。且天汉二年(前99年)以来,北方与匈奴的战事连连失利。百姓负担极重,民变四起,这一切最终导致征和四年(前89年)的轮台罪己诏。西域为什么这么吸引汉武帝?使他在治国战略上轻重失序,从而导致晚年的悔过。

在“朕即国家”的专制形态下,帝王的私欲很容易影响到国家政治决策。升仙的企图伴随着汉武帝的一生,《武帝本纪》《封禅书》有大量如实的记载,以至在许多战略性的事件上,往往也会投下求仙的影子,开通西域亦是其中之一。汉武帝曾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联系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当北部战局接连失利后,汉武帝没有进行战略转移,仍以倾国之力继续西进。黄帝、西王母、昆仑山、天马等对汉武帝的吸引对开通西域策略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史家叙事虽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但为尊长者讳也是必不可少的,据说汉武帝当年对太史公为自己作的“本纪”很不满意,鉴于此,通西域与求仙的直接证据不见载于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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